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谦二只带着手提行李，便从新潟出发到了东京。谦二已经三十二岁，既没有特殊的技能，也没有显赫的工作履历，手边也基本上没有存款。接受结核病手术后只剩下半边的肺叶，也无法从事需要体力劳动的工作。
前一年的一九五六年，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叫“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可是谦二却说“绝对没这种实际感受”。
电影变成彩色了，市面上也开始贩售电视机，这种怎样都无所谓的变化，我当然知道。但是自己的生活处于不安状态，对这些事情，也只是“即使改变了又能如何”这样的感受。听到“太阳族”这个词，感觉上是跟自己绝对没关系的话题。
没有人迎接、独自一人来到上野车站的谦二，前往位于武藏小金井站附近的东京学艺大学。他的妹妹秀子，目前正在此担任职员。
东京学艺大学，是由东京原本的六所师范学校（教师培训学校）合并，于一九四九年设立的大学。毕业自新潟师范学校的秀子，五年前从新潟来到东京，在此被雇用为职员。
谦二在学艺大学与秀子碰面后，沿着五日市街道来到妹妹居住的小平市喜平町。一边借住在妹妹家中，一边在东京找工作。“在农家庭院前搭盖的两层楼出租公寓，二楼的正中央是走廊，两侧有三叠大的房间十余间，秀子租用了其中的一间。其余大概还有一两户房客，几乎都是空房的状态。一楼除了一间既小又脏的厕所外，其余都是空荡荡的储藏室。后方主屋住着农家主人，秀子在此处缴纳房租，取得房东的谅解后，便让我住了下来。”
当时小平市大部分都还是旱田，正在都市化的过程中，在这段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初期，周边地价逐渐上升，这点谦二也曾耳闻过。
谦二与秀子一起住在三叠大的房间里，至于家具，只有放在窗边的石油锅炉以及一张小书桌。房子既没自来水也没瓦斯，生活用水需在主屋附近的水井打水，再搬到楼上倒入自己房间内的水缸中使用；煮饭则在石油锅炉上处理；做饭后的生活废水，直接从窗户往外倒。
因为房间狭小，只放得下一套棉被。铺棉被时一个人得先到房外等候，躺下时只能两个人盖一条棉被睡觉。
虽说是兄妹，三十几岁的男女同盖一条棉被睡觉的生活，竟然也过了四个月。煮饭不是用炭炉而改用石油锅炉，是唯一与战争前不同的地方。做饭都是靠秀子，记忆中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早上因为没时间点火煮饭，大概都只吃吐司面包而已。
垃圾大概只有做饭之后的蔬菜屑，我们也没订阅报纸，而且当时的商品也没那么复杂的包装。垃圾不是直接丢出窗外，就是外出时拿到垃圾场丢弃。
那年的四月，继母过世，秀子回到新潟去参加葬礼。我自己与继母没什么深厚的缘分，但对秀子而言，继母却是将她一手带大的母亲。回到新潟时，有人听到她在东京住处的状况，好像还说了句：“没有自来水也没瓦斯，这样也算在东京吗？”不难得知即便从当时乡下农村的观点看来，我们在东京过的也是极度贫困的生活。
战败后的日本，租房业呈现衰退的状况。发生衰退的背景在于战争时期施行修改后的《地租、房租统制令》《租地法》与《租房法》。因为全面战争的缘故，国家必须确保流入工业地带的劳工能够有房可住，但也因为这项房租限制，战争之后地租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后，房租却无法随之上涨，无利可图之下导致租房业无以为继。
后来，日本政府废除了战败后对流入都市人口的限制，当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后，大量人口流入东京，从而导致东京人口过度密集，住宅不足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随着经济快速地增长，民间租屋的供给虽有增加，但根据一九六五年的调查，东京有百分之三十六的劳工，平均居住空间不满三叠，十七至二十四岁的劳工有五成寄宿在工厂宿舍。[1]
换言之，谦二来到东京时，正好是东京住宅租赁状况最差的时期。而且他们的居住状况，更是恶劣中的恶劣。
我们的住处，恐怕是战败之后居住条件极度恶劣的时期，农家盖来作为出租用的房子吧。没有瓦斯也没有自来水，甚至连公用厨房都没有的租屋，在这一段时期已经鲜少有人愿意来住，所以大部分都是空屋状态。
无论如何，谦二在工作有着落之前，先在学艺大学打工，大约整理了两周的文件。工作内容很简单，只是拿钻孔器在文件上打孔，再以线穿过绑起。“公家单位的工作，没有劳动基本定额，工作非常悠闲。”
对谦二来说，这是他首次踏入大学这种地方。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前的文章，许多都把大学教授与大学生描写成生活悠闲的特权阶层，一般人面对他们都带着自卑感等等。但谦二说“绝对没那种感觉。可能对我而言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吧。我处于‘下层的下层’，根本没想过要跟这些人比较”。
因为战争与西伯利亚拘留而失去了大企业的工作、年轻时又罹患过结核病的谦二，并没想过自己能有离开“下层的下层”的机会。“日本的社会，脱离过正轨一次之后，就永远无法回归了”，这是当时他对社会的率直印象。
但从结果来看，经济的快速地增长，仍给谦二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当日本社会全体向上提升之际，谦二偶然抓住了一个新兴的商业机会，这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境遇。
谦二抓住的契机，是在一九五八（昭和三十三）年一月，被“股份公司立川商店”这家新兴公司雇用。负责该公司体育部门的是一位叫高桥的人，当时正好在东京学艺大学跑业务，进而认识、雇用了谦二。
在经济快速地增长的初期，首先开始流行登山，其次便是滑雪。在此之前提起运动，直觉那就是中产阶级以上的活动。一般大众根本与专用体育用品无缘。
但在经济快速地增长之下，拥有某种收入程度的阶层，便开始过起大战之前中产阶级的生活样式。一般的劳工阶级也从战前的《少年俱乐部》等杂志上，得知一种极度理想化的都市中产阶层生活方式。
在少年少女杂志的插图中，也描绘中产阶级的家中，客厅摆设着钢琴、吊灯与沙发等家具，书架上摆满百科全书，平常享受高尔夫与滑雪的生活状态。劳工阶层除此之外无另外的模仿对象，当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获得一定的收入之后，便开始购入各种必要的商品，来实现这种想象中的生活样式。
雇用谦二的高桥，本身是立川商店的休闲运动用品销售主管。高桥的工作内容是以拥有稳定收入的大学教职员为行销对象，在大学内举办用品展示会，吸引他们购买。
秀子曾在出生地佐吕间滑过雪，因此跟高桥聊了聊，接着秀子也顺便提起谦二的事情，这也为谦二进入立川商店提供了契机。
高桥毕业于法政大学，当时大概四十岁，过去好像是网球选手。网球这种运动，在二战之前只有学生参与。战争结束后他自己经营了一家体育用品店，却因为支票跳票，连夜逃跑了，听说有两三年时间行踪不明。等风头过了之后他才出现，到立川商店上班，担任体育部门的主管，雇用我的时候正是这一段时期。那个年头隐藏自己行踪数年、躲避批发商与交易客户借以赖掉账款的行为，不在少数。
立川商店的公司位于东京都立川站南口，仅需徒步数分钟即可抵达的精华地段，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二楼住着社长一家人，一楼则为店铺。大概有十名员工，以贩卖文具与办公用品为主。女性员工包含了社长夫人与社长长女共五人，她们担任店面销售人员也兼任办公人员。其他的男性员工则负责外出跑业务。
社长名叫渡濑万里，大概五十五岁，是一路磨练上来的甲州商人[2]。员工中许多也都是甲州出身，很多看来都像是社长的学徒。社长在甲州被视为成功人士，因此雇用不少地方上的亲戚与朋友。不过社长并没有参加县的同乡会，而且听说战争之后他还是员，“是相当粗暴的一个人”。
立川商店靠着业务员在外推销文具与办公用品，通过这样的商业手法获取成功。那时的文具店不少，但大多都是在店铺等顾客上门购买。不过渡濑社长却派出业务员前往市区公所、学校与各企业等看来会有大量需求的单位推销，若能够在某单位接到大额订单，还会提供优惠折扣，采用这种方法抢攻市场。这种策略，一方面除了延续日本传统的“御用闻”[3]手法，在当时也算是一种少见的销售手法，甚至能够说是文具贩卖业的创业投资公司。
立川商店通过这样的经营手法获得急速成长。此外，需要大量文具的单位，通常也需要体育用品，加上当时对体育用品的需求处于一直上升的时期，社长为了展现新的经营态势，创立了体育用品销售部门来专攻这样的领域。而社长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选择雇用的人员，便是高桥。
至于进用谦二，则是先由高桥进行判断，决定采用后才取得社长的认可，以这样的形式录取。这种任用形态虽然与大企业由人事部决定采用何人的方法不一样，但在中小企业中却不乏其例。
在欧美系统的企业里，若需要雇用车床工人或会计等这类专门人员，应先由工厂的第一线负责人判断“我们应该一位车床工人”，之后企业人事部再追认这个需求，这是欧美企业的常态。从这层意义来看，日本大企业人事部统一采用刚毕业的人，之后再分配到各部门去训练任职，这样的做法反而是一种少见的特例。
谦二前往立川商店一看，店面陈列着滑雪用具与棒球手套，但主要的销售方式仍然依靠业务员跑外勤。谦二是急速扩大的体育用品部门第二个雇用的人员，月薪约一万二千日元，比当时刚毕业的大学生起薪稍微高些。
谦二没有业务行销经验，原本也不是运动选手，对运动不关心也没有相关知识。为何能被雇用，谦二如此说明：
外勤业务需要从客户那边收取、处理金钱，所以身家经历清白的人更受青睐，大概因此才雇用我。后来社长还曾经说过：“当我看到小熊先生的经历时，还认为大概不会坚持太久。”确实，立川商店后续聘用的外勤业务员，许多都坚持不下去。
不过谦二却拼了命地工作，因为考虑到年龄等种种原因，这有很大的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立川商店的文具客户主要以学校与市区公所为大宗。体育部门也先从学校开始推展业务。学校为了上体育课，所以有正式预算用来购买体育用品，而这就是他们抢攻的目标。
高桥负责巡回跑一桥大学、学艺大学等多摩地区的大学，谦二则负责开拓初中与高中，而他负责的区域包括了以立川为中心的国立市、国分寺市、小平市、昭岛市等地区。
就这样，谦二拿着体育用品型录，通过电话黄册查出各处的学校，然后骑着小摩托车到处拜访。最初他骑乘的是山叶125cc的小型摩托车，后因载货架过小，所以改换成富士重工的速克达（Fuji Rabbit Scooters，一款带脚踏板的轻型摩托车）。一九六一年左右开始，再改为富士重工的微型面包车Sambar（Subaru Sambar）。
最初很不习惯这种外勤业务，特别是访问学校的体育老师，通常得先通过闲聊打开话题。我不关心体育赛事，没办法聊这类话题，只好从“今天天气不错啊”开始。或者找屋内比较显眼的东西，例如从问“这是什么盆栽？”开始。总之没话找话说，但对方仍会感到困扰。当然也会遇到客户赶人的状况。许多老师都比我年轻，但也只能毫不在意地向对方低头推销。
对体育不关心，而且也没打算学习体育用品的资讯。为了配合对方话题，多少看些报纸上的比赛结果。我是把这工作当作“饭票”，以这种心态跑业务。销售的商品包括棒球用品与排球等。如果跟对方套好交情，体育老师可能就会说：“那，给我五个排球。”先订购一些上课时的必需用品。我接着到总务处报备，缴交商品之后，再统一收取货款。
一段时间后，我们终于累积出一定的销售量，让批发商出货给我们时愿意提供一些佣金（营业奖金）。例如对某个批发商一年订购一千万日元的商品时，批发商就会提供百分之三到四的批发商价格折扣，从中能再切割出多少利润，则由各商店自行裁量，如果获得订单，便在这个范围内决定我们出货时该给客户打多少折扣。
当然，起初因为不习惯，遭遇到不少失败。“最初开始跑外勤时，还发生过进入学校时遭事务长叫住，警告我：‘进出学校时要打声招呼，这不是最基本的常识吗！’结果当场向人家道歉。”“在校方看来，我就是一副来路不明的闯入者模样吧。”另外也出现过与私立高中棒球队队长谈妥，让学生继续订购用品，但学生却付不出款项变成呆账的情况。
即便是这样做生意，外勤业务也还是成功了。主因之一，就是这一个经营方式相当罕见。“当时在这个地区，还没有一点业者进行外勤业务推销，只是单纯地被动等待学校传来订单。自己到学校去拜访时，许多学校都说我是第一个主动来推销的人。”
主因之二，是谦二本身就具有相当的观察力。通过先前的描述应该能看出，谦二不管是在地方社会还是在俘虏营，都能冷静观察周遭社会关系，拥有分析背景状况的能力。以谦二的例子来说，虽然这不是在教育学习管理机关里学到的，但仍能活用于外勤业务上。
学校中能决定是不是购入体育用品的，不是体育老师就是总务处职员。至于由谁决定，各学校状况都不同，最重要的是判断该学校的权限握在谁手中。如果权限握在体育老师手上，与老师套好交情就可获得订单。如果决定权在总务处，因为总务处没有与商人见面的理由，所以得先与体育老师打好关系，再拜托“能否帮我转告一下总务”。接着才前往总务处，告诉对方“因为老师已经这么交代了”，借此获得对方认可。因为这是种官僚组织，所以不能得罪任何一方，否则工作便无法推行。
当然这种观点，本来就是业务员的基本行为准则，但脑袋中能够理解，并在各种不同状况的现场分析应用，那就是自身能力与适应力的问题了。
此外，外勤业务这种工作形态，对谦二的健康状态来说，算是种幸运的方式。谦二的肺活量只有常人的一半，很容易喘不过气，但跑业务只要能达成营业额度即可，可以依照自己的体力来调配工作。之后在外跑业务时，还能挤出时间午睡，这是谦二自我维持健康的每日常规功课。
自从交通工具换成小货车之后，可以从自家带着便当，把绿茶装进保温瓶中，在拜访地用餐。用餐完毕还能稍事午睡。体力劳动的工作自不待言，即便店员或上班族都不可能有这种时间配置。吃饱饭后午睡，这是从结核疗养所时期开始每日常规，现在仅仅是延续了这个习惯而已。
当业务逐渐上轨道后，除了学校之外，也开始拜访一些企业。小平市有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厂，主要生产半导体，拥有大量的员工。此外小平还有普利司通轮胎工厂，武藏村山市则有王子汽车（一九六六年与日产汽车合并，二〇〇四年工厂关闭）工厂。
王子汽车的前身，是在立川拥有工厂的中岛飞机和立川飞机，与日立制作所一样，在战争之前都属于军需行业的企业。日本的制造业在这一段时期转换为以民间需要为主轴，并呈现高度增长状态，各处都接二连三设立新厂房。
这些工厂的厂区内有公司盖的体育馆。工厂方面把这个当作释放员工压力的福利政策，鼓励大家从事运动。
当客户是公司的时候，就与已经建立关系的立川商店文具部门一同进行行销业务。在这一些企业中有棒球社或排球社，这些社长从社员处收取社费，加上从公司领取的补助款，用于购买运动用具和制服。社长向人事部门说明，谦二等人便可获取订单。另外也有拜访工厂福利科人员，与之建立关系，因而获得体育用品订单的例子。
当时的公司等地方，人际关系比现在宽松得多。一般来说也不需那么兢兢业业工作到深夜。从后来自己的营业经验来说，大企业延长上班时间，大概是从一九七〇年后半开始的。我自己大概八点半离家上班，开公司车约二十分钟到公司，下午六点半至七点左右回家。
这些工厂由当地雇用的廉价女性劳工撑起。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厂、日产王子汽车武藏村山工厂等，都因为一九六〇年代重大的劳工争议而广为人知。奖励体育与福利一样，都属于劳务管理的一环。
工厂用地之外设有男性员工宿舍，我们在该处举办滑雪用品等的展销会。大学毕业者是高级干部的预备人员，高中毕业生属中级干部预备人员，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宿舍。至于工厂员工，汽车工厂中男性较多，半导体工厂则多为当地聘雇的女性，从周遭农村的住处来工厂上班。
在工厂工作的女工并不称“工员”，而与白领一样都称为“社员”。不过白领候补干部叫“事务职”，而工人则称“现场”，实际上还是有所区别。
已经结婚生子的女性也在工厂工作，所以在日立武藏工厂的旁边，就有被称为“幼儿园”的托儿所。因为是公司私设的托儿所，未达政府规定的官方标准，所以不称“幼稚园”而称“幼儿园”，由二十五岁以上的单身女性担任保姆。
女性员工之间盛行打排球。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厂的女子排球队，在业余队伍中算是强队，相当出名。日本的女性工厂劳工们靠着排球，还在一九（昭和三十九）年的东京奥运中获得金牌，许多人都知道当时还出现过一个别名，称她们“东洋魔女”。当时正好就是谦二在这些工厂销售体育用品的时期。
在立川商店上班大概四个月后，一九五八年五月前后，谦二与秀子搬家了。契机是谦二跑业务时认识的立川市私立高中总务长，闲聊时问起了谦二家人与住宅的情况。“老实回答之后，对方竟然提议，在立川站与国立站之间有一处平房，问我愿不愿意免费去居住。”
那里位于现在立川站与国立站之间的空地，有单线铁道通过。这条铁路是战争期间日本陆军还驻扎于立川机场时，为了从中央线铁道运输物资到机场而使用的支线。战争结束后该地成为美军立川基地，美军与立川飞机（之后改名为立飞企业，变成不动产公司）为了搬运物资，接续着使用。
通过这条支线运入的物资，大多是美军战机的航空煤油油罐车。一九年一月，油罐车在立川车站发生火灾事故。当越战正烈的一九六七年八月，新宿也发生油罐车大火。因而这些被称为“美国油罐”的输送列车，也成为反战运动的反对对象。“当时有人发起居动，想在立川与国立之间增设新车站。自己租借的这个房舍位置，只要铁路完工地便可高价卖出，所以地主暂时保持空房的状态，房主并不想靠房租赚钱，愿意让我免费居住，似乎只是图个防止房子老朽而已。”
从至今为止的叙述来看，谦二从未通过房子中介公司找住处。他或是通过亲属和朋友，拜托对方让自己留住或住在公司楼上；又或偶然之下聊起房子问题后获得入住机会等等。这种状况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前，在下层庶民之间并不少见。
去了一看，是一栋战争时期建造、可容纳四户人家的连栋长形木造房屋，房子已经相当老旧，门与钥匙大多数都还在，但怎么看都很容易入侵。第三户与第四户已经因为老化半毁，下雨时会渗漏，没办法住人。
这连续四户的第一户，住着总务长在公司上班的儿子和正在读大学的女儿。总务长家在更西边的青梅，必须到东京市区上班、上学的两个孩子嫌远，所以才入住于此。但因白天家中没人，这种老旧住宅又容易遭人入侵盗窃，总务长希望搬入的人最好能够帮忙看守，因此才提议我搬来居住。
当时的立川基地，处于朝鲜战争与越战之间的空档，算是最安静的时期。即便如此，飞机起降的噪音仍不少，让人觉得这果然是在军队基地附近。特别是美军外包的飞机公司，大半夜也会进行引擎测试，噪音非常嘈杂。
即便是这样的情况的房屋，因为免费，怎么都比谦二与妹妹当时居住的只有一间三张榻榻米大小的租屋强上许多。四月继母过世，父亲雄次一个人留在新潟，刚好可以趁此机会接父亲过来同住。“这算是水到渠成，我们立刻就搬家了。秀子也说‘这样很好啊’，赞成这次搬迁。当然我与秀子都得出门上班，所以白天只有父亲在家，但这样刚好也符合帮大家看家的条件。”
父亲把住宅与土地都处理掉了，因为是乡下土地，大概也不值多少钱，我也没问卖了多少。一家人终于能住在一起，内心非常雀跃。家里虽有带着伞状灯罩的外露灯泡，却没有瓦斯与自来水。所以还是照样得去屋外水井打水，以石油锅炉煮饭。不过比起之前宽敞许多，也算小有进步。
大约在这时期，原本在新潟出版社工作的原健一郎也来到东京。他跟谦二一样，都认为留在新潟没有发展，为了赶搭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波潮，终于也来到东京。“在东京他也没有住处，所以辗转到我这里来，朋友有难应该互相帮忙，所以也让他留宿了一周左右。”
另一方面，立川商店的体育部门急速发展。渡濑社长干劲十足，根据谦二的说法属于“冲冲冲的性格”。这位创业家型社长的信条是“我把柱子竖好。有柱子之后，房子就能盖起来”，当时不断提出各种可行的想法，持续扩大公司事业。
体育部门除了高桥、谦二之外，一九五八年三月聘了第三个职员，一位叫大木的人。他负责谦二担当区域的更外围，也就是府中市与调布市等地。
大木大概比我小十岁，是三兄弟的长男。日本战败之后没多久，父亲便过世了，为了帮母亲，在杂货批发店工作。听说当他拉着人力拖车装着杂货、沿着青梅街道从府中走到青梅时，遇上了高桥。高桥的体育用品店恶性倒闭连夜逃跑时，让妻子开了一家小杂货店维生，而大木为了卖杂货也出入过高桥太太的小店。
大木一边这样工作，晚上还到高中夜间部上课，当他进入立川商店时，正好在夜间大学经济学系上学。与不关心体育的谦二不同，大木喜欢登山，朋友也教过他如何滑雪。谦二与大木两个人一起负责东京西部三多摩区域，跑外勤业务推销体育用品。
当谦二他们把经营事物的规模推广到立川外围时，等于打乱了各地从业者的商业领域。原本等着学校与各机关行号订单的当地从业者，发现立川商店的业务员抢走了他们的订单，也开始派出防御性的业务员。这时期开始，因为当地的同行们也开始跑业务，所以不能像当初那般不断攻占各个下订单的客户。
不得已之下，谦二只好增加拜访次数，并采取削价竞争的方法抢订单。强硬的高桥社长，进一步雇用更多业务员，尝试以扩大业务的方式与其他商店对抗。
比大木更晚期进入公司的业务员，便负责更外围区域的部分。此时也开始做出更细致的分工，还有专门负责网球的业务员。但因高桥与我已经先开拓了不少区域，他们即便跑去更远的地区也无法有效提升业绩，加上和其他商家的竞争渐趋白热化，提升业绩难上加难。
在中小企业中，即便年资增加，薪水也不会随之调涨，这是很普遍的状况。立川商店虽是月薪制，但会依照业绩增加奖金，这种系统会帮助有经验的人提高薪水，也是所谓的“成果主义”，不过“社长胸中自有一把尺”。“业绩即便无法提升，也不会要求业务员离职，因为如果自己察觉业绩无法提升，对将来不抱期望，许多人自然而然就会离职。”
谦二在各处跑业务时，也把东京西部的道路都摸清楚了。这一段时期立川的主要干道或干线道路开始铺设柏油，其中连结横田基地与立川基地的五日市街道和国道16号，属于《旧金山和约》后专为美军优先整备的所谓“行政道路”，柏油铺设品质特别好。
摩托车右转前暂停时，遭到后车追撞，当时大家都没戴安全帽的习惯。头撞上地面失去意识，被扛到立川医院。倒在地上的时候，好像听到另一个自己站在远处对我说：“喂！你为什么躺在那里！”当时出现重大车祸导致死亡的事件，数量好像不少。
这大概是所谓的“濒死体验”。如果因为这场车祸又留下新的后遗症，谦二的人生又将跌回最谷底吧。
所幸，经过医院诊断并无大碍。追撞谦二的一方也没向警察报案，自行把谦二扛到医院，付了医药费。“之后好像有送来慰问品。明显是对方的错误，大概对方也自认问题搞大了可能不好收拾吧。当时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购买汽车事故保险，事故处理也相当马虎。”
从这个时期开始，滑雪逐渐盛行，开始有人会到店面来买滑雪用品。不过那都是在大企业或公家机关上班、拥有稳定收入的“月薪族”男性，还没到家人带着小孩来选购体育用品的时代。体育部门仍然得依赖外勤业务。
因为竞争日益激烈，谦二他们为了促销，也计划办理滑雪的游览车观光。当时提到旅行，大概就是团体旅游，都是公司招待员工前往箱根、热海等风景名胜处游玩。去京都或奈良旅行还不普遍，至于滑雪团就更稀有了。
何况当时会企划旅行团的旅行社本来就不多。日本的旅行公司，源自为了到高野山与伊势神宫参拜而规划的团体旅行，最早创设于一九〇五年的“日本旅行会”（“日本旅行公司”的前身），其他的还有针对外国游客于一九一二年创设的“Japan Tourist Bureau”[4]。旅行社普遍提供规划好行程的旅游团，尚得等到一九六〇年代后半期。
谦二自己到当时为止都没有观光旅行的经验，只有在一九五九年前后，跟着立川商店的员工们共同出资，前往箱根度过两天一夜的员工旅游假期而已。当时自然没有通过旅行公司，而且为了节约经费，还是用公司汽车把大家载去观光。
因此当时还找不到规划滑雪行程的公司。不过随着滑雪客的增加，各乡下地方把这当作“可赚钱的工作”，陆续增设了滑雪旅馆。虽然旅馆与旅客彼此需要，但仍缺乏把双方连接起来的服务。
提出这项企划的原因，是大木从立川市的滑雪联盟处听说希望提供滑雪旅行团。从这个意见获得启发，谦二他们开始与旅馆和巴士公司直接交涉，规划起团体旅行。
一九六〇年一月第一次出团，在谦二公司两名员工的率领下，大概有四十人参加。“包括滑雪靴及其他一整套设备，参加者每人花了两到三万日元购买，算是十分好的业绩。大概都是职场上的同事，几个人一组共同来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
当时既没有网络，也没有旅馆目录，谦二等人既没时间也没预算先去查看旅馆状况，只能依靠电话联系所有相关事宜。实际到达现场时经常发生与当初谈妥的条件不同的状况。
我们因为业务上的理由，计划在季初的十二月前往。而我们预约的滑雪旅馆是滑雪热潮下正在兴建中的旅社，对方答应十二月能够实现施工，但入住之后却发生大雪渗入房间的状况。又加上那次与我同行带队的年轻同事自己滑雪的时候竟跌断腿骨，还得把他运到山脚下的医院，那真是一次痛苦的经验。
立川商店虽然是间小公司，不过还是有加入政府主管的健康保险，那位年龄小的员工的医疗费用就从保险中支付。渡濑社长原本是员，对这方面还相当留心。虽然如此，从医院回到旅馆后立刻传来客房渗雪的抱怨，又赶去努力道歉，做后续对应处理，到现在都还记得那时的状况。
印象中当时的顾客，对于称不上豪华也不会让人抱怨的餐点，似乎没什么人埋怨“你们上的什么菜”之类的。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过自己并不觉得负责旅行是什么肥缺，我对滑雪完全不感兴趣，几乎没下场去滑过。
日本的健康保险制度从二次大战下的全面战争时期开始扩充，针对大企业与公务员等拥有经济能力的团体，以“保险合作社”的方法开始推展。中小企业的员工们会加入政府主管的健康保险，但未加入的企业也不少。一九五八年起日本施行全面修改后的《国民健康保险法》，并于一九六一年实现了全民皆有保险的目标。
这项巴士滑雪团只办了两年便喊停了。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潮流之下，不需办理滑雪团也会有顾客前来购买滑雪用具。“带团非常辛苦，大概做了五六次便不做了。来店面光顾的个人顾客逐渐增加，但最有效果的，还是到公司或工厂办理展销会。”
接在滑雪之后的，就是高尔夫热潮了。“到各公司拜访，利用口头推销争取高尔夫用品的订单。很多时候先向科长口头推销，接着课员们也会跟风一起购买。当高尔夫开始流行后，卖出了不少球杆、球杆袋、球鞋等等，这也是一项还不错的生意。”
不管是滑雪还是高尔夫，都是一年只使用几次，但却需要昂贵工具的活动。“那就是一个能卖这些商品的时代。人们不会感觉这太奢侈了，购买时不会有抗拒感，大家生活逐渐好过，因此我们也能做些买卖。只是，我自己既不买这些用具，也不玩这些运动。”
当时的立川，从日本战败之后的美军基地小镇，随着三多摩区域人口的增加，逐渐发展成附近的中心商业地带。有挂着英语招牌的美军专用酒吧，除了美军之外，还能够正常的看到所谓的“街女”，不过谦二倒是没接触过这些女性。
我晚上不会去这些繁华地段，即便看到这些女性，也只想，“啊，真的有呢”，仅此而已。我和体育用品、黑道都没什么缘分，也跟那样的人没什么交集。
我没想过向美军推销体育用品，或者以他们为对象跑业务。毕竟我们卖的体育用品全部都是日本尺寸。顶多就是偶尔会有美国人带着一家人来买儿童用的棒球手套。另外只有一次，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盛夏日晒来了一张订单，要购买前后都有帽缘的棒球帽，当时只想“美国人真是讲究实用”。
这个时期立川的农地已经慢慢地减少，大概剩砂川地区还有一些。谦二在立川商店工作的时期，正好在“砂川斗争”运动反对美军扩张基地后，是美军放弃基地扩张、斗争告一段落的时期，因此谦二对基地扩张斗争基本上没有印象。“飞机的噪音很吵，不过因为在基地附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不太在意。”
一九五九（昭和三十四）年九月，谦二再度搬家。他申请了位于东京都昭岛市的低租金第二种都营住宅，抽签之后获得入住资格。因为这个原因，谦二终于脱离了居住上的困境。
当时是公营住宅的扩张期。日本的住宅政策并非由厚生省主导，而是由建设省管辖。因此与其说公营住宅是一种社会福利，其实这项政策更具有刺激经济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也表现在比起由国家扩充公营住宅，更鼓励吸引民间投资用于新住宅建设的政策上。
不过在一九五〇年代，民间还没有充足的经济能力进行住宅建设。因此建设省为了更好的提高住宅完工件数的实际业绩，才催生公营住宅建设。这项未解决经济快速地增长带来的都市住宅不足这一问题而实施的制度，以及一九五八年导入的全民保险，都象征着社会福利政策的信念。
也就是说，当谦二搬入都营住宅的一九五〇年代后半段，公营住宅处于暂时性的扩张期，等一九六〇年代郑重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后，倡导由个人自行负担新建住宅的政策也真正开始实施，公营住宅规模也随之缩小。
当时的都营住宅，依据所得不同分成几类，谦二申请的是适用于低收入阶层的第二种都营住宅。谦二能够获准入住，是因为正好遇上公营住宅扩张期所带来的好处。
而谦二在体育用品业能靠外勤业务获得成功，是因为在一九五〇年代后半这还算是新兴经营模式，所以尚有发展可能。如果谦二提早五年或者延后五年来到东京，便没机会遇上这股整体大环境上升的潮流。
谦二的上班状态，在申请都营住宅入住许可时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根据谦二的说明，“因为跑外勤业务所以有机会进出公家单位，在闲聊之中偶然得知都营住宅的申请资讯。之后仔细看过报纸，发现已经公布入选者的名单”。
正如前一章的说明，日本的福利行政采用个人申请之后方能享受福利制度的“申请主义”。许多人，尤其是生活上或时间上都缺乏余裕的贫困者，无法得知相关资讯，因而无法申请利用。因着外勤业务能够进出公家单位，也给谦二带来相当的好处。
谦二申请第二种都营住宅时落选了两次，直到第三次申请才于一九五九年三月获选。但是获选时该住宅仍在建设当中，所以等到当年九月才能够实际入住。“还在建筑施工中的五月，我到现场看了一次，建地原本好像是农地，长满杂草，那时周围仍旧是农田。不是木造房屋，而是楼板房，这是当时留下的印象。”
提供免费房屋给小熊居住的私立高中总务长正好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突然过世。“他突然过世，代表着原本还住在青梅的妻子与小女儿，应该都会搬来西国立这幢房子居住。所以我们自己也考量，这下非得搬走不可。总务长的葬礼办完，我们也确定获准入住都营住宅，正式迁入之前只需先搬到一处临时住处，于是便委托屋主，暂缓几天让我们找到临时住居即可。”
一九五九年五月前后，他们搬到位于国立车站前沿着“中通”马路旁一栋公寓的二楼。八叠大小的房屋没有一点设备，不过有水槽与两台瓦斯炉的公用厨房，也有公用厕所。搬家时由公司部下骑着电动三轮车来帮忙。谦二、秀子、雄次三人，在此一同度过了三个多月的时光。
这是从西伯利亚回国以来，第九次搬家了。除去疗养所的五年时间，平均一个地方居住时间不会超过九个月。无论用什么方式计算，更换工作次数都超过十次，平均在职期间大概只有半年多。
一九五九年九月，谦二终于搬入位于昭岛市的第六都营住宅。“搬家时，立川商店的年轻人们前来帮忙。年龄小的员工不断进入公司，自己虽然只待了三年，已经算是老前辈了。”
隔年的一九六〇年四月到六月，报纸版面上大幅报导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的消息。对谦二而言，虽然与反对者有相同感受，但却也觉得那仿佛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参加的大概是工会的劳工与学生。自己因为工作紧张根本无暇休息，而且也没想过要特意从立川跑到国会参加。原本我就讨厌岸信介，《日美安保条约》怎么看都是与和平主义相反的产物。若能够在半路上遇到队伍，我应该也会走入队伍参加。
讽刺的是，第六都营住宅附近，就是依据《日美安保条约》驻留规定，由美国第五空军驻守的横田基地。都营住宅正好在美军军机起降航路的正下方，旁边紧邻的就是国铁青梅线，噪音非常惊人。因为是新建的第二种都营住宅，因此不会选择什么太好的地段。
第六都营住宅有点类似英国提供给劳工阶级居住的公营住宅，以相同规格建造连续的四户住房，住宅沿着划分区块的道路连绵兴建，整个住宅区约有两百户，而周围仍多为旱田。
谦二搬入的四连栋，邻居分别是自卫队队员、警官与巴士司机。好像居住者都是下层公务员，或者约略相同阶级且拥有稳定职业的人。谦二说：“住户大多都是给人质朴善良感觉的人们。巴士司机与曾任巴士导游的人结婚。住在边上那户人家的男性，好像头脑比较差一些，但下雪的时候就会不断帮大家铲雪，是个善良的人。”
一九六〇年左右为止，个人住宅若非“资产家”便无法拥有电话。一般人不是靠直接往来，就是有急事时利用电报或快信取得联系。第六都营住宅的状况，则是入住的东京都厅职员家中会有电话，并由住在这里的几家人共同使用。这种都厅职员，在第六都营住宅中大概配置了三处供他们居住，当有打给其他居民的紧急电话时，他们便会通报居民来接电话。
大概这些都厅职员是被都厅选拔出来、负责照料全体居民的，应该也有给他们一些津贴吧。为了广为传布政府下达的政令，他们还组织自治会，也在都营住宅的空地上举办夏天的盂兰盆会跳舞祭典。我因为工作忙碌，没时间担任这种照料居民的角色，自治会也是仓促间成立，我想也没什么通过大家投票选出的程序。
房子隔间只有四叠半与六叠两间房，但厨房有自来水与水槽，有锅灶也有钢瓶式的瓦斯炉。数代人的房间都设有旱厕，之后还增设了可由柴薪或木炭烧水的浴室，也有一块小庭园。虽然是适合下层民众的俭朴都营住宅，但总算生活上有了安定感，谦二感到相当开心。
感觉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住处了。虽然仍是租赁的房屋，但这是第一次住在无须配合房东、不怕随时要被赶走的屋子里。虽然是筒子楼式的集体住宅，但与隔壁都隔着水泥预制板，与只有木板墙的老式筒子楼不同，听不到隔壁的声响。而且前后还有空间，感觉就像独户一样。
不仅能与父亲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而且住宅终于拥有瓦斯与自来水，父亲也感到开心，终于能从“下层的下层”爬到“下层的中层”了。虽然住宅紧邻美军基地与铁轨，噪音很惊人，但也不能再多加苛求了。
谦二在战争之前租屋时就住过有瓦斯与自来水的房子。对谦二而言，他的战后复兴，终于在一九五九年完成了第一个阶段。
搬家之后，饮食上不但可以吃到鱼肉，也开始食用火腿与香肠。谦二把公司的微型面包车停在都营住宅的空地，开着这辆车大概二十分钟便可到立川商店上班。“当时住宅周边有大量的弃耕空地，根本没想过要租停车位。更何况，当时在第六都营应该无人拥有家用汽车。我的汽车也是公司车，可能有少数人也持有公司车，但在第六都营我没见过自己那辆以外的其他汽车。”
搬家后没多久便购入了黑白电视机。紧接着也买了没有甩干功能的单缸洗衣机与电饭锅。“在立川商店附近的电器行以现金购买。我不用分期付款购物”。
至于其他的家具，大概就只有衣柜、茶几、木制的小书架而已。不过在谦二的印象中，“来到昭岛之后，虽然只维持最低限度，但至少有些像样的家具了。在此之前因为经常搬家，为了可以尽快迁移，总是过着只有手提行李加上一床棉被的生活”。
房租两千五百日元，搬入时谦二的月薪已经提升到一万八千日元。在青梅线的昭岛站前再过去就有一处市场，秀子即到此处购物。家中也能够订阅报纸，延续战争之前订阅《东京日日新闻》的习惯，继续订阅同家报社改版之后的《每日新闻》。
停电的状况不常见，但苍蝇很多。放食物的盘子如果不罩上半球形的网罩，便会聚集大量苍蝇。垃圾收集不完善，加上没有下水道，都可能是原因。
当时东京人口激增，垃圾处理速度却跟不上，只能将垃圾运到东京湾岸的掩埋场“梦之岛”丢弃。第六都营住宅每户外头都有水泥制的垃圾箱，虽然有把垃圾载走的回收系统，但没有分类，而且回收速度似乎也很慢。因没有下水道，所以定期会有化粪车来回收粪尿。不过“因为过往一直没有冰箱，有食物便全部吃掉，而且当时没什么包装纸，几乎不用丢垃圾，所以也没感到太大的不便”。
生活问题告一段落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秀子的婚姻了。“虽然让超过三十岁还单身的秀子工作回家后帮我们做饭，但仍然希望她能早日结婚。”因此，谦二也希望赶快结婚娶个太太，一九五八年连续相亲了两次，但结果都不如人意。“一位我不太中意，自己拒绝了。另一位的亲戚是医生，要我把肺的X光片寄给他看，送去了之后对方就拒绝这桩婚事了。当时感到一阵震惊，再度痛切感受到自己是伤残人士。”
不过，缘分总是出乎意料。一九六一年春天，秀子带了一位客人到第六都营住宅家中。那是秀子在佐吕间时期的小学同班同学熊冈宽子。谦二后来便与这位女性结婚了。
谦二时年三十七岁，宽子三十二岁。宽子是佐吕间小学校长的次女，已经结过一次婚，离婚后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名叫刚一。宽子的家人在战争结束后举家迁往广岛，宽子把刚一留在老家，自己一个人到东京工作赚钱。可是宽子的父亲于一九六〇年十月突然过世。“宽子的母亲好像严格命令她，要在刚一上小学之前找到新的结婚对象。我自己也想找结婚对象，秀子也想离家独立。刚好三个人的利害关系完全一致。”
以谦二的条件而言，说不上是好的结婚对象。与父亲一起住在第二种都营住宅，就职经历相当不稳定。实际上只剩下半边的肺，健康方面也有很多顾虑。可是“对方的亲戚们，因为母亲非常着急，所以赞成我们的婚事”。
即便如此，宽子结婚后，洗完澡看到谦二背后的手术痕迹，听说“看到吓呆了”。“虽然有说明过，但大概没想到这么严重，如果结婚前就知道的话，或许这桩婚姻就告吹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谦二与宽子结婚了。同一个月秀子搬出第六都营住宅，隔年一九六二年（昭和三十七）六月也结婚了。对象是过去一直交往的大学职员同事，秀子之后也继续担任大学职员。
谦二与宽子的结婚仪式，在东京都一处叫新宿生活馆的场地举行，谦二跑业务时从立川涉外劳动管理所的监督官那边了解这一个地方。这个立川涉外劳动管理所，是专为在立川基地工作的日本人基地劳工而设立的，属于东京都劳动局的设施。
因为那是人进人出的场所，许多业务员都会前往推销。在那里偶然与路过的劳动管理所的人聊起，对方说想要便宜举办婚礼的话，那地方很适合。我这边的媒人是渡濑社长，又邀请了早实时期的朋友、静冈的姊姊等亲戚若干，再加上父亲与秀子。宽子方面的亲戚，感觉总是比我们身份高一些。我这边邀请的客人很少，所以连原健一郎也一并叫上了。
结婚仪式没有采用任何宗教仪式。两个人宣读“结婚誓言”后，生活馆馆长再祝福献辞，大概就是这种形式。在公共设施举办无宗教结婚仪式，日本战败之后某段时期相当盛行。
原本日本的结婚，只是两家人碰面，开宴席吃饭而已，没什么宗教仪式。现在举行的神道式“神前结婚式”源自于一九〇〇年当时的皇太子（之后的大正天皇）结婚时“创造”的宗教仪式。经济快速地增长后庶民的购买力上升，提供神道式或基督教式婚礼的场所逐渐多起来，之后类似谦二在公共设施举办无宗教仪式婚礼的场地，便随之逐渐消失。
新婚旅行是到伊豆度过四天三夜的旅行。谦二的足迹虽然从北海道到东京、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新潟，之后又回到东京，流转过不少地方，但除了参加过一次立川商店员工旅游之外，这还是他首次个人旅行。“旅行回来后，秀子离开家里，家中换成了主妇进驻。”
结婚后的一九六二年五月，刚一的外祖母从广岛把刚一带来，宽子到羽田机场去迎接他们。六岁的刚一或许因为长时间不在母亲身边，所以比实际年龄成熟，是一个相当伶俐的孩子。
虽然一切看来一帆风顺，但“世间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宽子结婚后不久就怀孕，精神上陷入不太稳定的状态。住处狭窄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决定先把雄次托给静冈的同父异母姊姊照顾。
这位姊姊，过去与丈夫一家人住在新潟的日本轻金属公司宿舍，谦二在新潟工作的时代，曾经跟他们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姊姊一家人随着日本轻金属的静冈清水工厂开设，一家五口一起搬入了静冈的公司宿舍。
这位同父异母姊姊理解状况，也愿意接雄次过去照顾，但公司宿舍过于狭窄，因此为了照顾雄次得另外租住处，需要一些时间准备。这段等待的期间只好把雄次暂时委托给住在山形的另一位同父异母姊姊。这位山形的姊姊还在喂乳时便寄养在其他人家中，但此时仍细心照顾生父，父女间仍有相当深的牵绊。
一九六二年七月，雄次在秀子的陪伴下离开了第六都营住宅，前往山形。十月，雄次在同父异母姊姊的长子陪伴下，暂时回到第六都营住宅，住了大约三晚，再度迁往静冈。雄次从前年起就因心因性高血压身体健康情况不佳，假如没有人随侍在侧，便无法长途旅行。
静冈的姊姊特别租了一户独立的小房舍来照顾雄次。一九年五月，雄次因为脑梗塞离开人世，享年七十九。“虽然知道一直有高血压的问题，可接到静冈姊姊的电话，说父亲身体健康情况很差时，还是有些意外，匆匆忙忙地赶过去，赶到时父亲已经过世了。整个人只感到一阵茫然。”当时东京正在举办奥运，但谦二说他“完全没留下印象”。
无论如何，雄次离开之后，宽子的精神安定许多。一九六二年九月，产下了对谦二而言唯一的一个儿子。因为宽子已经带来了刚一，所以给孩子起名为英二。第二年夏天，谦二带着英二前往冈山，小千代看了很开心地说：“这是小谦的儿子啊。”
身为校长的女儿，宽子十分热心教育，会买图鉴与绘本给刚一与英二，也会购读《小学一年级生》等教育杂志。结婚之前母亲寄给宽子的信件中，也写到要为孩子们先存好上大学的学费。与伊七和雄次一样，谦二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接受过这种文化，都把孩子的教育交给宽子处理。
刚一进入昭岛市的小学，很快就拿到优秀的成绩。英二则开始在附近新开的私立幼稚园上学，因为附近尚没有托儿所，宽子便在家专心于家事与育儿。谦二偶尔也会负责照顾英二，带着小孩一起跑业务，不过这只限于宽子不得不外出办事的时候。
一九六五年左右起，孩子们的生日会开始吃蛋糕点蜡烛。对谦二而言，这是他不熟悉的习惯。“战争之前的庶民，以虚岁为准，每次正月大家就往上加一岁。只有知识分子或上层阶级才会庆祝生日。宽子的家属于知识分子家庭，因此好像有庆祝生日的习惯。”
谦二因工作繁忙，赚来的薪水直接交给宽子，也不过问怎么样去使用。宽子自己记账，也存下一笔可以买下新家、搬出公营住宅的资金。
翻开宽子记下的账本，一九六二年谦二的月薪大概是三万多日元。不过金额并不固定，许多时候会晚一周发薪水。在薪水迟发时，也出现过家中只剩下数十日元的状况。“渡濑社长每当公司稍为宽裕时，立刻就想扩大事业。这种时候给员工的薪水就会迟发。英二出生的时候我向公司借了四万日元。”
一九六二年时，小熊家一天的餐费大概是三百日元到四百日元。理发钱一百三十日元、房租每个月两千五百日元、电费每个月五百到八百日元、牛奶配送每个月一千四百八十日元等。这一年比较大笔的支出，有吸尘器一万一千二百日元、电风扇一万日元、相机六千日元、刚一教育费两万三千七百一十三日元、英二出生费用两万一千八百日元等。不过这一年也腾出了邮政储金五万零两百一十八日元、人寿保险一万日元。
一九六二年小熊家的总收入，计有谦二的薪水四十万八千四百七十七日元，以及谦二谈成大生意统筹获得报酬四万日元、公司股票分配五千零六十一日元等，总计五十万六千七百五十七日元。家庭生活支出四十三万两千四百一十六日元，股票增买一万一千日元。“如果谈成大笔的生意，批发商就会发奖金。保持立川商店的薪水之外，这部分就当作副收入。股票是宽子受在证券公司上班的弟弟影响，所以也购入一些。”
顺着经济快速地增长的成果，生活上逐渐宽裕。一九六一年“休闲风潮”蔚为风尚。不过根据谦二的说法：“说是休闲，不过是在英二出生的第二年，使用公司厢型车Sambar，一家四口到羽村的河堤上看烟火而已。隔年则是到神代植物园赏花。简单来说，就是不花钱的娱乐。其他就没什么记忆了。”
即便经济快速地增长，但庶民生活仍然相当谨慎。一九六八（昭和四十三）年，举行过“过去三个月体验过的休闲、娱乐”调查，根据这项调查，排名第一的是读书；第二为超过一晚的旅行；第三是手艺、裁缝（只在女性中拥有高得票）；第四是在自家饮酒；第五是看电影、戏剧。[5]
一九六〇年代，战后一代的生活风俗虽然成为热门话题，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当时仍是以类似谦二这种战前一代为主导的年代。高速经济发展期下的经济循环命名，例如“神武景气”“岩户景气”“伊奘诺尊景气”[6]，以及把冰箱、洗衣机、黑白电视机称为“三种神器”，等等传统词汇的使用，说明了这个时代的主要发言权、诠释权，仍操纵在受战前教育的一代手中。
一九六八年，居住于冈山的外祖母小千代，以九十一岁高龄过世了。谦二最后与小千代的见面，是在一九六五年带着英二搭乘有卧铺的急行列车到冈山拜访的时候。迎来明治一百年之际，谦二的长辈世代全都离开人世了。
对谦二而言，在七岁到二十岁这段所谓人格形成期，陪伴他成长的小千代，算得上是他实质上的母亲。葬礼依照当地风俗举行土葬。几年之后，为了迁入伊七于战前在东京购买好的多摩墓地，再次把外祖父母的遗体挖出火葬。伊七与小千代的遗体都在地下腐朽了，只有小千代下葬时穿的化纤质地的寿衣完全未遭腐坏，很漂亮地保存了下来。
谦二的生活虽然逐渐稳定，但立川商店的经营却逐渐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因为与其他商家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外勤业务已经难以扩展更多业绩，再加上渡濑社长采取的扩张方针有问题等等。
经营危机的征兆，大概出现在一九六一年刚落成的“高岛屋百货”开设门市时。当时立川的百货公司只有伊势丹一家，高岛屋则联合当地商家共同盖了一栋五层楼的建筑。一直采用进攻型经营策略的渡濑社长，提出用交租金的方式在高岛屋百货开两家新门市，分别销售体育用品与饰品，其中饰品商店由社长夫人负责。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